明清时期,徽商的活动范围“几遍宇内”,所谓“山陬海涯无所不至”,尤其是在江南各地,向有“无徽不成镇”之说。徽商的一个重要特色是“贾而好儒”,他们或是“先儒后贾”,或是“先贾后儒”,或是“亦贾亦儒”。徽商这种“贾”与“儒”的结合,便是徽商为“儒商”的内在根据。
许多徽商在从商之前皆是儒生,他们从很小时就熟读经史,有较高的儒学修养。只因“士而成功者十之一”,所以,在科举之途上碰壁的读书人就只好“弃儒从贾”,即“先儒后贾”,“以儒服贾”。这些儒生虽然改换“贾”服,但对儒学仍情有独钟。他们从现象上看忙碌于商务,但其本质却是“儒”,以“儒”作为内在素质来经商,以儒学的哲学与伦理来指导经商。
徽商中“先贾后儒”现象也层出不穷。如清代徽商江春,身任盐业总商长达40年,然“老而归儒”、“雅好诗书”。他在客居地扬州建起“秋声馆”,广交天下儒士名流,并成为乾隆皇帝的文友,留下了“布衣交天子”的佳话。徽商汪廷榜年轻时从贾,远抵汉江,为汉江波澜壮阔的气势所震撼,于是“归而读书,学文词”,最后中举人。盐商程鱼门,经商致富,但始终心向儒业,到四十岁中进士。产生“先贾后儒”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而其主要原因也许是“儒”与官场有内在联系,能够保护切身利益。所以,许多徽商不惜重金混迹儒场以及官场,以谋求政治庇护。
既然徽商对儒学者有剪不断的情结,那么他们在从事商务活动中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思想来指导。儒家思想博大精深,对从商有直接指导意义的主要有两点:其一是以“仁”为本的思想。孔夫子的“仁者爱人”,孟子的“人性善”,可以说是儒家伦理中的核心概念,是对个人德行的最高要求。把“仁”、“善”的要领贯彻到经商实践中,就必须坚持方法与手段的合理性与合德性,使经商能达到“至善”的目的。清代歙县商人吴,“平生仁心为质,视人之急如己,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,事成而人不知其德。其或有形格势阻,辄食为之不宁”。他经常谆谆告诫儿子说:“我祖宗七世温饱,惟食此心田之报。今遗汝十二字:存好心、行好事、说好话、亲好人。”又尝说:“人生学与年俱进,我觉‘厚’之一字,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。”教导其子孙在经商中要存仁爱之心、宽厚之德,这是经商成功的奥妙之所在。
其二是以义统利的思想。儒家的义利观,是把义和利看作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。儒家在处理义和利关系时,主张义、利并举,所谓“礼以行义,义而生利,利以平民,政之大节”,就是将义和利统一起来。清黟县商人舒遵刚对义、利关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述。他说:“生财有大道,以义为利,不以利为利”,并说:“钱,泉也,如流泉然,有源斯有流。今之以狡诈生财者,自塞其源也;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,与夫奢侈而滥于财者,皆自竭其流也。……圣人言‘以义为利’。又言‘见义不为,无勇’。则因义而用财,岂徒不竭其流而已,抑且有以裕其源,即所谓大道也”。就是说,“因义用财”才能开辟财源,使之流而不竭,既收到经济效益,又收到社会效益。可见徽商的义利观来源于儒家思想,见利思义、以义为利,正是儒家所要求的。